第46章
游书亮忙说:“怎么会,我是在调查,是在设法帮叶馨,只是无从下手。那档案是一个线索,叶馨看过其中的一部分,所以我想找来看看,会不会真的和‘405谋杀案’相关。”
小彭停止了踱步,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,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,终于说:“我看过了,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摄影协会的铁皮活动房里,游书亮和欧阳倩正在焦急地等着小彭的到来。原来峰回路转,小彭告诉游书亮,保卫科“擒获”了叶馨后,他听说这名和他交谈过的女生潜入了学校档案馆,在夜半苦读很久以前的一份档案。他进出保卫科自如,和在自己的办公室一样随便,正好保卫科里的干事大多不是训练有素的公安人员,警惕性有待提高,竟让他得了个机会,抱走了那摞“月光社档案”。他看着厚厚的卷宗,知道短时间里读不完,就狠了狠心,花了好几十块钱,将所有的内容都复印了一遍,很快又将档案放回原位,自己回家细细阅读。
时近黄昏,小彭终于夹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在门口。
三个人没有多费唇舌,将档案摊开,小彭因为已将全文通读,嘱咐了几句后,便到活动房外吸烟。
因为曾听叶馨多次提起那日记本,欧阳倩和游书亮便先找到那日记的复印件,从头读了起来。
当欧阳倩读到凌蘅素和骆永枫的婚礼上,其中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即将完工的神奇人体标本时,不禁“啊”地叫出声来:“这再次证明小叶子的确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,她真不该去住什么精神病院,我们得想办法尽快让她出院!”
游书亮说:“如果她出了院,还是躲不过6月16那一难怎么办?”
“这就不用你担心了,总有办法的。小叶子那晚一定要在我家住,我妈已经说了,到时候用大链子把她捆起来,总安全的吧?
游书亮皱了皱眉头:“怎么听上去这么可怕?好像跟住精神病院也差不太多了。”
欧阳倩嘟囔了一句:“你家才像精神病院呢。”又继续看了下去。日记前面的部分,她已在医院里听叶馨讲过,虽说当时听得将信将疑,毕竟还有印象。当她看到1967年5月23日以后的内容,正是叶馨没来得及读完的部分,便格外专注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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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5月23日
今天,终于迎来了区里的公审,本校和我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另外两个出身有重要问题的学生,还有附近各高校类似的学生,总共十八个人,被批斗的群众戏称为“十八罗汉”,公审会开到一半,其中一个被批斗的学生就往台下跳,虽然没死,但头破血流,腿也摔断了。
回来时,我的眼镜碎了,浑身是唾沫,膝盖因为跪得太久,已肿了起来。
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,莫过于此了吧?
这时候,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“月光社”同仁会不约而同地痴求玉碎。首先,他们大概都太过唯美,沉醉于古典音乐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?追求唯美的人,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?或者,根本就没有试着去承受?再联想起以前学过的那点心理学,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选择跳楼做为自杀的方式,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暗示行为,一种趋同性的追求?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?我有些害怕了,难道自己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?
不会的,我还很在乎生命,在乎那些爱我的人。我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,所以对任何爱我的人都很珍惜,甚至可以说,我就是为他们活着。
但那样的人似乎并不多,伯父生死不明,伯母已去世了,依依、劲松,还有谁呢?
1967年6月1日
这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了。
原因之一,明天起,我就要被隔离审查。其实最近我已经被盯得很紧,即便这篇日记,我也是在厕所里写的。这个日记本,我一直放在宿舍楼五楼的那一小间卫生用具室里,那里有几个放杂物的破柜子,堆着许多永远没人清理的破烂,从旧招贴画到破损的马扎,什么都有。
原因之二,我感觉调查组似乎铁了心要查出我和“月光社”的渊源,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。有时我在想:为什么?是不是学校很久没有“大案”可抓了?似乎并非如此。找个理由批斗我?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,一句话,我就已经被公审了六次,挨的拳脚和唾沫不可计数。
唯一的解释,有人想让我成为正式的罪人,入狱,甚至枪毙。如果有确凿的证据,我就能很顺利地被从历史上抹去。
我想,我一定是个疯子,即便在这个时候,居然还想保留这份日记。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,应该在调查一开始,就将这日记烧为灰烬。
但我知道我的意识,是想记录下这段日子,记录下“月光社”的清白和挣扎,或许有朝一日得见光明,提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虽然压力很大,难得的是,劲松还常来看我,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,鼓励我坚强下去。不可否认,他的确是我至今仍保持坚强的动力之一。他对我如此,我没有必要向他保留任何秘密,于是我将“月光社”的事告诉了他。
另一个知道我是“月光社”仅存者的是依依,但她很久没有出现了。
我可以理解,因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,又在“铁托”的监视之下,任何继续接近我的行为,都无疑飞蛾扑火。我能感觉她还惦记着我,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。为了这个期待,我会隐忍,即便长期隔离,甚至入狱,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,“将牢底坐穿”。
今天是儿童节,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,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,无忧无虑,心里突然酸楚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,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。同时又想起,当年和劲松两个人,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。
1967年6月15日
我食了言,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。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,显然没有被移动过。
食言不是罪,但背叛呢?
昨天,调查组突然告诉我:调查已经结束,我可以走了。
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,每天面对的,除了调查员,就只有墙壁。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,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。
我可以走了,但并不代表自由了。调查组的人告诉我,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,等着下一步安排。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,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,终于告诉我说,有人提供了证据,我的确是“月光社”余党。怎么处理我,调查组做不了主,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,放我回去,是让我收拾收拾,和家人朋友通个气,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。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,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着我。他们同时上报市里,等待处理决定,入狱是至少的,也许会更糟。
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,脑中空白一片,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,从表面看,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。
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,一路上想了似乎想了很多,但什么都没想明白。知道我参加过“月光社”的只有劲松和依依,如果真有人作证,就应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。我虽然问过调查组谁是证人,他们坚决不说,是要保护革命同志,但在下次公审时会,会拿证词一一和我对质。
会不会他们只是准备诬陷我?
临出调查组时,听他们说起了我参加“月光社”活动的几个细节,都是实情。
这么说,劲松和依依两个人中,一定有一个供出了我。
刚回到宿舍,劲松便闻讯赶到了。他一见我,顿时愣住了,随即竟然眼圈红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如铁打般的劲松这么难过,或许是我近半个月来不事梳洗,邋遢得像个流浪汉的缘故。但他一开口,我就知道他的难过另有原因。
他已经听说了我将被定罪的事。
“你既然知道了,为什么还来找我,不怕以后背个‘通敌’的罪名吗?”我被他这么快的到来深深打动。
“这是什么傻话,我怕过什么?”劲松还是那气吞河山的样子,“知道是谁供出你的吗?听那些调查组的人说得有板有眼,说是证据确凿。”我叹了一声:“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。”劲松惊讶地望着我。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。
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,忽然说:“我这就去前卫线医院,把依依叫来,问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。”显然,他不是揭露我的人。
难道真的是依依?我的胸口开始发闷,疼痛。
她很久没来看我了,也许这说明了什么。但我还在思考,想到劲松脾气火爆,说不定会对依依做出格的举动,依依又在“铁托”的眼皮底下,他这么怒气冲冲的跑过去,正好给“铁托”一个打击他的机会。何况,问清楚了又怎么样?
我严辞阻止劲松去前卫线医院,并告诉他,我会找依依问清楚,并感谢他没有揭发我。这时,他眼泪终于落下来,抱着我的肩膀说:“好兄弟,我真要是做那样的事,还不如去死了好。”多么震撼人心的话,一生有此一友,不枉活一场。
但这替代不了我心中的苦闷。
其实,如果真是依依供出了我,我会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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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彭停止了踱步,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,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,终于说:“我看过了,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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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近黄昏,小彭终于夹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在门口。
三个人没有多费唇舌,将档案摊开,小彭因为已将全文通读,嘱咐了几句后,便到活动房外吸烟。
因为曾听叶馨多次提起那日记本,欧阳倩和游书亮便先找到那日记的复印件,从头读了起来。
当欧阳倩读到凌蘅素和骆永枫的婚礼上,其中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即将完工的神奇人体标本时,不禁“啊”地叫出声来:“这再次证明小叶子的确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,她真不该去住什么精神病院,我们得想办法尽快让她出院!”
游书亮说:“如果她出了院,还是躲不过6月16那一难怎么办?”
“这就不用你担心了,总有办法的。小叶子那晚一定要在我家住,我妈已经说了,到时候用大链子把她捆起来,总安全的吧?
游书亮皱了皱眉头:“怎么听上去这么可怕?好像跟住精神病院也差不太多了。”
欧阳倩嘟囔了一句:“你家才像精神病院呢。”又继续看了下去。日记前面的部分,她已在医院里听叶馨讲过,虽说当时听得将信将疑,毕竟还有印象。当她看到1967年5月23日以后的内容,正是叶馨没来得及读完的部分,便格外专注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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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终于迎来了区里的公审,本校和我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另外两个出身有重要问题的学生,还有附近各高校类似的学生,总共十八个人,被批斗的群众戏称为“十八罗汉”,公审会开到一半,其中一个被批斗的学生就往台下跳,虽然没死,但头破血流,腿也摔断了。
回来时,我的眼镜碎了,浑身是唾沫,膝盖因为跪得太久,已肿了起来。
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,莫过于此了吧?
这时候,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“月光社”同仁会不约而同地痴求玉碎。首先,他们大概都太过唯美,沉醉于古典音乐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?追求唯美的人,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?或者,根本就没有试着去承受?再联想起以前学过的那点心理学,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选择跳楼做为自杀的方式,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暗示行为,一种趋同性的追求?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?我有些害怕了,难道自己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?
不会的,我还很在乎生命,在乎那些爱我的人。我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,所以对任何爱我的人都很珍惜,甚至可以说,我就是为他们活着。
但那样的人似乎并不多,伯父生死不明,伯母已去世了,依依、劲松,还有谁呢?
1967年6月1日
这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了。
原因之一,明天起,我就要被隔离审查。其实最近我已经被盯得很紧,即便这篇日记,我也是在厕所里写的。这个日记本,我一直放在宿舍楼五楼的那一小间卫生用具室里,那里有几个放杂物的破柜子,堆着许多永远没人清理的破烂,从旧招贴画到破损的马扎,什么都有。
原因之二,我感觉调查组似乎铁了心要查出我和“月光社”的渊源,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。有时我在想:为什么?是不是学校很久没有“大案”可抓了?似乎并非如此。找个理由批斗我?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,一句话,我就已经被公审了六次,挨的拳脚和唾沫不可计数。
唯一的解释,有人想让我成为正式的罪人,入狱,甚至枪毙。如果有确凿的证据,我就能很顺利地被从历史上抹去。
我想,我一定是个疯子,即便在这个时候,居然还想保留这份日记。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,应该在调查一开始,就将这日记烧为灰烬。
但我知道我的意识,是想记录下这段日子,记录下“月光社”的清白和挣扎,或许有朝一日得见光明,提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虽然压力很大,难得的是,劲松还常来看我,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,鼓励我坚强下去。不可否认,他的确是我至今仍保持坚强的动力之一。他对我如此,我没有必要向他保留任何秘密,于是我将“月光社”的事告诉了他。
另一个知道我是“月光社”仅存者的是依依,但她很久没有出现了。
我可以理解,因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,又在“铁托”的监视之下,任何继续接近我的行为,都无疑飞蛾扑火。我能感觉她还惦记着我,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。为了这个期待,我会隐忍,即便长期隔离,甚至入狱,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,“将牢底坐穿”。
今天是儿童节,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,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,无忧无虑,心里突然酸楚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,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。同时又想起,当年和劲松两个人,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。
1967年6月15日
我食了言,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。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,显然没有被移动过。
食言不是罪,但背叛呢?
昨天,调查组突然告诉我:调查已经结束,我可以走了。
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,每天面对的,除了调查员,就只有墙壁。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,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。
我可以走了,但并不代表自由了。调查组的人告诉我,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,等着下一步安排。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,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,终于告诉我说,有人提供了证据,我的确是“月光社”余党。怎么处理我,调查组做不了主,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,放我回去,是让我收拾收拾,和家人朋友通个气,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。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,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着我。他们同时上报市里,等待处理决定,入狱是至少的,也许会更糟。
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,脑中空白一片,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,从表面看,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。
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,一路上想了似乎想了很多,但什么都没想明白。知道我参加过“月光社”的只有劲松和依依,如果真有人作证,就应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。我虽然问过调查组谁是证人,他们坚决不说,是要保护革命同志,但在下次公审时会,会拿证词一一和我对质。
会不会他们只是准备诬陷我?
临出调查组时,听他们说起了我参加“月光社”活动的几个细节,都是实情。
这么说,劲松和依依两个人中,一定有一个供出了我。
刚回到宿舍,劲松便闻讯赶到了。他一见我,顿时愣住了,随即竟然眼圈红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如铁打般的劲松这么难过,或许是我近半个月来不事梳洗,邋遢得像个流浪汉的缘故。但他一开口,我就知道他的难过另有原因。
他已经听说了我将被定罪的事。
“你既然知道了,为什么还来找我,不怕以后背个‘通敌’的罪名吗?”我被他这么快的到来深深打动。
“这是什么傻话,我怕过什么?”劲松还是那气吞河山的样子,“知道是谁供出你的吗?听那些调查组的人说得有板有眼,说是证据确凿。”我叹了一声:“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。”劲松惊讶地望着我。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。
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,忽然说:“我这就去前卫线医院,把依依叫来,问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。”显然,他不是揭露我的人。
难道真的是依依?我的胸口开始发闷,疼痛。
她很久没来看我了,也许这说明了什么。但我还在思考,想到劲松脾气火爆,说不定会对依依做出格的举动,依依又在“铁托”的眼皮底下,他这么怒气冲冲的跑过去,正好给“铁托”一个打击他的机会。何况,问清楚了又怎么样?
我严辞阻止劲松去前卫线医院,并告诉他,我会找依依问清楚,并感谢他没有揭发我。这时,他眼泪终于落下来,抱着我的肩膀说:“好兄弟,我真要是做那样的事,还不如去死了好。”多么震撼人心的话,一生有此一友,不枉活一场。
但这替代不了我心中的苦闷。
其实,如果真是依依供出了我,我会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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